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发展势头猛增，如果说2020年开年就像一个茶几，那全球版图上都放满了杯具（悲剧）。同时，澳洲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数量正以几何倍数量增加，我们每天都在接收着不同的政策变化，从入境14天隔离，停航，锁国，封州界，民众正在呼吁的关闭学校等等，体验着疫情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众多改变。许多人出于对疫情的恐慌，对现有社会机制的信心减弱和对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担忧，“抢购与囤货”，“声讨政府不作为”，“自雇人士和兼职员工忧心忡忡”等等都在慢慢侵蚀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不知将持续多久的疫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些恐慌和情绪，诸多医疗专家和社会学者对新冠将带给社会的影响做了很多研究，全球专家的这些见解，也许能帮到我们。

医疗专家对「新冠病毒」的解读：

抑制新冠病毒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从流行病的角度来说，现在不谈治疗某一个人，而是说从这个社会人群的角度来说，这关键的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传染源，还有一个是传播途径。要想控制流行病就是必须的，尽可能消灭传染源，切断这个传播的途径，才能够阻止疾病的流行。一旦你能够实现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疫情能够彻底的结束。

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有哪些传染源？

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最开始最有可能的起源是从蝙蝠，是不是还有中间的宿主、然后再传染到人，这个潜在的可能有某一些和人有接触的动物，它实际上是一个英文叫做reservoir，就是它可能是一个传播这个病的传染源。一旦传染到人了，人可以传给人了，那么有临床症状的、没有临床症状的人，本身都潜在地成为一种传染源。

传播途径来说是呼吸道的传染，打喷嚏、流鼻涕出来的这些飞沫是肯定的一种传播途径。现在对于新型冠状病毒也有病毒可以在人的粪便及尿液中，至少有这样的证据可以检测到，所以潜在的有可能有粪口传播。其他接触的方式、传播的形式，就是说得病的病人通过某种方式把病毒排出来了，或者在空气当中飞沫、或者是比如厕所里面出来的然后再沾在某些表面，通过这表面被健康的人接触到了，以某种方式吸入了或者是接触到了这个粘膜，从而得病，这是可能的。但最主要的肯定还是飞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口罩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降低人之间传播的，简单易行的方式。

从流行病传播的描述大家也可以自然而然地看到，这个人口密度和人之间的距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人口密度非常低，一个传染病它很难在人群当中以人传人的方式流行扩散开，因为大家都离得很远。相反，如果人口密度非常高，像我国的大城市，日本或者韩国的这些大城市，为什么这样的病人潜在地就会造成很多的恐慌，就是因为飞沫这样传播途径的人口密度很高的情况下，是非常容易大范围的传播。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隔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断传播的手段，实际上隔离就是人为的制造和降低人与人之间有效接触的利器。

新冠病毒会彻底消失吗？

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而一种新发传染病它的未知特性，实际上容易导致它潜在的危险，在我们的心里被放大。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例子，对于一个未知的潜在的危险，人可能更愿意忍受一时的不便，而对于一个已知的危险，比如说像流感病毒，其实它比新冠病毒等所造成的死亡总数要高得多，但我们其实是若无其事。

可能大家也听到过，有专家在给大家打预防针，就是将来也许我们不能彻底的把这个病毒清除、最终也许我们就会形成一种和它“和平共处”一种平衡态。所谓的这种平衡态，就是说总有一部分人会感染，部分会因此而不幸的去世，但是作为整个人群我们已经足够了解它了，比如，我们也不担心实际上流感病毒的感染的。

目前就是这样，它有一定的死亡率，每年都会发生，你就会知道它到5月这个差不多就走了，它从10月份就开始来了，然后肯定会有人死。但我们似乎也都觉得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将来是不是这新型冠状病毒也会变成这样，目前还不太清楚。

医院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流行病的角度也有朋友问，大家都跑到医院去，特别是在武汉，是不是有些发病是因为在医院里头感染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医院你要问大夫，所有大夫都会告诉你，肯定也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感染各种已知和未知病源的地方。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应该告诉你，不是绝对必要的话不要去医院。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很多新婚夫妇刚喜得贵子或者是千金，孩子第一次感冒，父母会非常紧张，有一种天生的欲望就是要去医院，实际上过来人都会这样的。我说你不要去医院，去医院本来是一件小感冒，让小孩变成得一个新的什么样的病毒得自己扛过去，这个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医院有这么多的病人，那么对于现在正在流行这种情况，这么多的病人在医院里，至少说交叉感染机会是大大的增加。

疫苗接种是必须的吗？

有一点所有人都可以做，就是疫苗的接种。要树立公共卫生的观念，这个公共卫生不仅仅是有一个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在那，然后就百事大吉，每一个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实际上接种疫苗是为了所有的人健康，因为在这时是可以精确地预测，一个人群当中这种疫苗的比例少达到多大的程度、才可以保持人群在一定的人口密度相对某一种疾病有足够多的抵抗力，当它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彻底的就会出毛病。

这就是科技可以证明的，疫苗确实潜在地可能有风险，它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就会变得非常不幸，但是疫苗的风险确实是只发生在极少数人的身上，这确实是一个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我们可以承担的代价。比如说有讨论说，某种疫苗如果大家在接种，对于发生副作用的人，是以社会的形式进行这个补偿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每个人去接种疫苗，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这种人口密度非常高，特别容易发生流行病就流行开来的时候。

• 现在的医疗条件好了，人类会不会“退化”？

现在医学发达了，本来该死的人死不了了，人会不会退化？我觉得这肯定当然会，就是说在某一方面。但只要现在医学还在，作为人类的整体，那个本来致死的问题肯定就已经解决了。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如果现在人作为单个个体，我们如果再回到丛林里头，我觉得这肯定是汝命休矣，这样的问题离开了社会是解决不了的。我自己曾经去非洲旅行参观过马萨牙部落，就很典型一点，那里的人没有任何人近视，这个草原上2公里以外的动物，他们立马就能认出来是什么。我是需要拿望远镜找半天才能找到，这是为什么？这不是就是选择吗？因为他要没有那么好的眼力就给狮子吃了。

那么反过来说，这个丛林的环境或者脏的环境是否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有训练的意义，这也是有朋友问的，也是肯定的，这个在群体的水平上它有一个选择的作用。只有足够强的人才能活得下来，这是一个选择，在个体水平上也有这个平衡，在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hygiene hypothesis，或者说叫做卫生假说。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太干净的环境，你的免疫系统就不知所措。工业社会里过敏的病人会越来越多，在中国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干净确实是要有一个度的。

公众在面对疫情时，还需要怎样来提高科学素养？

我觉得科普知识是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不管什么样年纪、年龄层面的人，缺乏一些基本的比如说关于病毒、流行病或者医学的常识。

更重要的是科学质疑的精神。而且我认为可能特别是对于更年轻、还在学校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更重要的。因为即使不是搞科学研究的人，通过科普来获得一些质疑的精神，是可以给人一种方法可以帮你让你举一反三，不仅仅是记住一堆关于冠状病毒的科普的常识，而是能够用系统思维方式在将来或之前社会碰到问题时，能够自己独立地思考这件事。

最后，我想说一点个人体会，就是尽管我是个在健康领域的科学家，我也得坦率的说，我觉得其实过去100多年人类健康所得到的改善，比如以预期寿命的量化指标来说，干净的水、干净的厕所、干净而充足的食物，恐怕比其他一切医学课题、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产生过更重大的影响。在资源足以支持现代人类生活的情况下，我觉得政治家比科学家的今天生活影响要大太多。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和技术也在不断发展，科学家的所作所为恐怕对未来进一步的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潜在能力，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社会学者对「新冠导致的信任危机」的解读：

现象：民众恐慌囤积抢购，谁在为此买单？你可能想不到。

澳大利亚一些居民纷纷奔往各大超市抢囤各类食物、卫生纸、消毒液等等用品。而澳大利亚一些地方的学校,幼儿园和养老院正在为这些恐慌性抢购和囤积的行为付出代价。

据《悉尼先驱晨报》的消息，在维多利亚州，一些学校的卫生纸、肥皂、洗手液和清洁产品都用完了。维多利亚州教育厅表示，本周将会为学校提供更多的洗手液，以解决这些卫生用品短缺问题，据信在清洁用品的短缺中，公立小学受到的打击最大。

维州教育部门的一位发言人说：“教育部门今天（周四）向学校提供第一批额外的洗手液，随后将进一步提供更多的用品。”她说，学校应继续尝试透过惯常渠道采购清洁产品，如难以购买到，教育部门会提供清洁产品。

在新南威尔士州，有的学校也已经向当局报告了类似的肥皂、卫生纸、纸巾和洗手液之类清洁用品的短缺，一些学校甚至没有放置洗手液或者是香皂的设备。

悉尼一家非盈利性的幼儿园Harbord Kindergarten，日前发电邮给家长表示：“我们目前正努力从我们的供应商超市那里订购卫生纸和婴儿湿巾……如果你能捐出一两卷卫生纸和/或一包婴儿湿巾，让我们一同度过难关，直到歇斯底里的购买平息下来，我们将不胜感激。”

不少家长对厕纸、消毒洗手液和婴儿湿纸巾等用品难以买到表示失望和不满。“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缺少这些用品简直是太可怕了。”

世界卫生组织称，手部卫生是“避免有害细菌传播和预防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最重要措施”。

澳大利亚教育联盟联邦主席海索普（Correna Haythorpe）表示，卫生用品的供应是学校与教育部门合作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首要任务”。海索普表示：“一些学校清洁用品短缺，这给教职员工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他们试图解决学生的需求，并通过让孩子们保持社交距离来保障健康。”

2400万人所引起的社会效应？

超市连锁店Woolworths本周二对每位顾客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引入了新的限制。首席执行官班杜奇(Brad Banducci)表示，顾客恐慌性购买意味着超市实际上是在为5，000万澳大利亚人服务，而不是为2，400万人服务。

• 第一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策略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建立公众的风险意识。

其实从人类演进来看，本身就是一部伴随风险、认知风险，从而应对风险的历史。对于来自于贫穷、饥饿的风险，经济发展是解决问题的硬道理；对于战争、人祸的风险，应该通过进一步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合作方式解决；而在疾病、死亡的风险方面，主要包括微生物种入侵身体的外生性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人类自身生理系统的内生性疾病，以及污染、工伤、车祸等人类构建的生活、工作环境所致的外源性疾病。因此面对任何一种风险时，人类要有理性的态度和行为去认识风险、规避风险，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大本质。因此人类需要打造所谓全健康的理念，完善人们的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促进人类与自然生态、其他物种之间共生共存的平衡关系。

• 第二是关于疫情次生代价的思考，这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在应对原发事件的直接成本来看，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格防控中，包括武汉和全国各地集中调集使用的医疗资源；交通、物资以及其他相关支持性服务等社会经济配套行动所付出的额外非医疗交易成本。而在应对原发事件的间接成本上，则包括社会经济的隔离行动所损失的机会成本和“挤出效应”，即暂时关停医院非新冠肺炎相关的常规门诊、急诊、住院、慢病管理等付出的延迟代价。上述都是在制定疫情干预行动方案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考虑的因素。

另外，在应对国家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还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基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原则：次生代价不超过原发事件的代价。就此次新冠病毒的流行病特性来看，传染性和致死性相对季节性流感更高；相对SARS更低，但其非症状、非阳性的潜伏性均比SARS高。因此，采取严控手段的防治效果很好，但其经济代价也高。短期看，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巨大冲击已在所难免；长期看，再考虑对人们储蓄、投资、资本市场的更多影响，全年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从目前的全球疫情来看，新冠病毒成为人类生活常客的风险不断增加，我们必须从歼灭战向持久战进行战略调整的准备，因此如何尽快恢复经济的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

• 第三是有关制度建设的思考，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点。

刘国恩表示对于大众来说，公共卫生重点关注于人群层面的健康问题以及群体健康的行为，即人们相互影响的外部性问题，传染病的防治就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因此，政府治理、公共财政应该承担主导性职责，同时包括如何正确引导、调动、鼓励、助推社会力量的正向作用。在医疗服务方面，关注重点在于个体的健康管理、疾病诊疗，强调个性化、精准化服务。由于外部性相对更低，其个人激励相对更大，应该更好发挥个人、社会、政府的合力作用。

另外，关于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建设，刘国恩判断首先是疾病转型的趋势不会逆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大头将仍然在常态慢病管理方面，这对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再就是全球化的趋势难以逆转，传染病大流行一旦爆发，各国难以置身度外的风险不断增加。基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公共卫生安全事实上已经上升到与国防安全同等重要的程度。未来公共卫生与国防安全都需要面临备战的能力建设和储备成本的考量，因此他呼吁认真研究如何构建新型的国防和健康安全防控体系的共享共建机制。

心理学家对「新冠恐慌」的解读：

现象：社会焦虑，羊群效应

民众处于对新冠病毒的恐慌，有人开始囤积粮食，担忧万一疫情在社区散播，居家隔离时全家人才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拉斯维加斯心理医师卡斯特罗（Dr. Jason Castillo）说，有部分民众对于新冠疫情陷入偏执性恐慌，如果你正好有这种现象，可以循几个步骤，改变情绪，使自己心理更健康。

卡斯特罗医师说，新闻每天报导新冠病毒疫情，由于新冠病毒来源不明，医界也没有研发完成疫苗扺抗疾病，这种「不确定」感，使大众心情紧綳，人们对新冠病毒的不安全感会穿过大脑，在个人心理系统中放大这种不安全。明显的例子是乘坐大众捷运者会经常担忧其他乘客是否带病毒，亲朋好友一咳嗽就担心他是否染患新冠肺炎（COVID-19），脑中总是盘旋着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注意力贯注在担心染病这件事上，就容易产生情绪偏执。

卡斯特罗表示，如果察觉自己跌入这种恐慌感觉之中，有几个步骤练习去做，可以得到改善。首先减少关注疫情的所有消息，不要取得过多的资讯，只要知道和自己日常生活相关之事，譬如说要出差的人，了解自己将前往地区当地对疫情所做的防疫措施，自己到达当地后如何找到可用资源。不出远门的人，可以走到户外去晒太阳，散步、蹓狗，找机会与家人相处。有些人可以借着打坐、祈祷、灵修，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现象：媒体制造的恐慌氛围

这也是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和之前发生的其他疫情的不同所在。虽然非典、MERS 和寨卡病毒都造成了全球恐慌，但这一次，社交媒体无疑加剧了公众对于疫情的恐惧心理。同时，虚假信息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引发了公共信任危机，也为网络内外的恐慌和种族主义推波助澜。

目前，世卫组织计划与 Twitter、Facebook、腾讯和抖音等公司合作，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当人们搜索疫情相关消息时，置顶的信息均为官方发布，并且地图还会显示最新的疫情警示信息，从而确保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社交媒体和各大卫生组织也在积极采取行动。抖音正在删除存在故意误导性的视频，字节跳动发布声明表示：“禁止发布任何有损公众利益的误导信息。”腾讯也在微信上利用事实核查手段审查相关内容，并实时为疫情谣言辟谣。

但上述努力所消除的负面影响，在铺天盖地的新闻轰炸下简直是杯水车薪。而这也为那些排外主义者提供了绝佳的网络环境，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声音在网络上肆意蔓延。有些年轻人甚至谎称感染病毒来博取关注，这些网络谣言很多已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亚洲人则面临着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威胁，国外唐人街和中餐厅的生意也止步不前。

虽然社交媒体上一直有人在散布虚假信息，但各种真实可靠的消息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世界各地的记者均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等渠道获悉了疫情的准确消息，并收集整理了可靠内容，以供当地居民参考。此外，政府对疫情相关问题的处理，通过社交媒体的披露一定程度上也会安慰人心。

社交媒体也是实时跟进疫情进展状况的好办法。一些服务平台已经在利用社交媒体来帮助公共卫生官员监控病毒的发展。尤其对于那些存在审查机制问题或缺乏疾病报告平台的地区来说，社交平台的消息有利于当地人们在疫情发展期间尽早做准备，并在病毒进一步扩散前进行控制。

除此之外，这也成为了人们集体抒发情感的场所。微博和微信上那些绝望患者和好心人的故事比比皆是。除了一些让人感到难过、恐慌的内容之外，还有众多关于捐赠物资、志愿服务，以及慷慨解囊的正能量消息。

社交媒体平台如今是国内外了解肺炎疫情的重要方式，它为人们提供了情绪宣泄的渠道，在散布恐慌和担忧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尤其是针对那些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借疫情煽动排外、种族主义情绪的信息来说，客观理性看待社交媒体信息则尤为重要。

在这个人人恐慌的时刻，我们能保持“理智抗疫”则显得重要的多，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持久战，也是一场心理博弈的抗衡战。正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称，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相似性为82%，它并非SARS的“进化版”，而是一种新型病毒。SARS消失了，就像鼠疫、大流感病毒、埃博拉这些历史上与人类交手过的病毒那样。但事实上，它们并未真正消失，只是暂时和人类分开了。

在与病毒的战役中，我们从未真正获得胜利。但与病毒的抗争过程，值得被记录成书。从病毒到那些至今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对它们的每一次研究，都让人类更加了解自己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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